荣德生(1875—1952)，名宗铨、字德生、号乐农居士。无锡人。与其胞兄宗敬同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国政协委员、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。

荣德生早年经营钱庄，后在无锡、上海、汉口等地开设茂新、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、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。至民国11年（1922年）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（后申新纱厂增至9家），有“面粉大王”和“棉纱大王”之称，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。

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，就是孔子儒家的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荣德生先生说：“古之圣贤，其言行不外《大学》之明德，《中庸》之明诚、正心、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，亦犹是也，必先正心诚意，实事求是，庶几有成”。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，除增添新设备，改进操作技术外，还要从“人工”出发，加强人事管理，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。他说：“余在工厂所经营，所请人非专家，以有诚心，管人不严，以德服人，顾其对家对子女，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，即算自治有效。自信可以，教范围各厂仿行”。他坚持“以德服人”的思想原则，果然奏效。“是年茂新各厂有利，福新各厂亦有利，申新各厂有利无义者参半”。（《采农自订行年纪事》）这种运用以诚待人、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，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被管理者内部的关系，形成一个力量集中的生产者群体的做法，与一般以单纯改进操作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，是不能比拟的。

1937年冬，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，江南国土相继沦陷。荣氏企业，有的被日军炸毁，有的被日军占据，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。次年5月，荣德生由汉口来沪，深居简出，唯以搜购古籍、字画自遣，亟盼时局好转。1941年，日商觊觎荣氏纱厂，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，要他将申新一、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，当即遭到严词拒绝。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，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。由其子尔仁代往，说明其父不变初衷，不出卖工厂和人格。 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：“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，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。”并威胁说：“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荣德生闻言，凛然言道：“我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”

抗战胜利后，荣德生两次遭绑架，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。发生在高恩路（今高安路）荣德生住宅门前的一次被绑架案，是在1946年4月25日。那天，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，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。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“逮捕证”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。当时，舆论哗然，认为是军事机关与匪徒串通作案，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“侦破”。结果，荣德生被放回，并退还部分被敲诈的款项。据说还枪决匪首8人。荣家为“酬谢”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，先后付出60余万美元。

1948年，国民党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，有资产者纷纷离开大陆，荣氏家庭也面临抉择。在一片离沪声中，荣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高恩路住所，明确表示“不离开大陆”，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拆迁台湾。解放军渡江前夕，他派代表与共产党联络，迎接解放。